彭德怀“八万言书”

如何写下来并保存？

来源：《炎黄春秋》97年第7期

口述：彭梅魁

整理：丁隆炎

整理者按：彭梅魁，彭总之弟彭金华的长女，出生于1929年。在湖南解放的前夜，1949年，彭总委托地下党的同志，将她和众多弟妹们接到北京，自那以后，她们便始终陪伴在彭总的身边。1959年，彭总遭遇逆境，迁往京郊的吴家花园居住，梅魁则屡次前往探望。以下便是梅魁回忆伯父撰写“八万言书”的情形，以及她不畏艰险，确保这份珍贵历史文献得以完整保存的历程。本文内容系根据她几年前所作的长篇口述内容摘录而成。

▲1950年1月，彭德怀莅临京城之际，与刚抵北京的侄辈们于北京饭店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图中右一为彭钢，右二为彭梅魁）。彭德怀的二弟彭金华与彭荣华均英勇献身于革命事业，他对革命的后代以及侄儿侄女们倾注了深厚的爱意，关怀备至。

一

在庐山会议上遭受批判之后，伯伯返回北京，便不得不从中南海搬离，迁往市郊的吴家花园。在那里，他长期深感苦闷，站立不定，坐下不宁。时而徘徊于屋内院落之间，时而愣立不动，一站便可达数小时之久。

我们兄弟姐妹去探望他，离别时他总会说：“以后不要再来了，别再来了。”然而，下个星期日我迟到了，刚一进门，他就问道：“你怎么现在才来？”

实则我早已启程，只是途中换车耽搁了时辰。然而，我并未直言其事，是怕那老者得知换车之苦，又增添拒绝我前来的理由。于是，我仅轻描淡写地说：“您总言不宜再来，我心中犹疑不决，不知是否应继续前来。”他连声应道：“不必来，不必来……”

▲彭梅魁

景参谋当面制止了他的话语：“还不快些，一大早就前往公共汽车站等候了，竟耗去了两个时辰。”他转身向我叮嘱道：“往后切记不可再耽误时辰，要提前抵达，无需犹豫不决之事。”

我说：“拿不定主意，是来一次要吃你这里两顿饭。”这个原因，在当时我是不能不考虑的。我知道，伯伯常在我们走后在饭锅里加野菜来填补我们吃去的定量。伯伯却以为我不知道，笑着说：“你这小机灵鬼，竟是在取笑我吗？然而，只担心连累你们。”

我们兄弟姐妹间有默契，外出时绝不会向伯伯透露外界的事宜，哪怕提及，也是轻描淡写，以免触动他的情绪，影响他的心境与“进步”。

浦安修、彭德怀元帅、彭总二弟彭荣华之女彭钢。

二

在1960年那段青黄不接的艰难时期，他采摘了一篮子丰盛的野菜，微笑着说：“这些都是可以食用的，混入米饭中，仅需一两米即可抵得上二两的分量，请带回家吧。”

我深知此院之外难觅如此野菜，然而竟连瞥一眼也不愿：“谁需要？我粮食充足！”

“唉，你何必强颜欢笑，自欺欺人呢？我清楚你每月需消耗21斤粮食，此外还得额外上交2斤节约粮。”伯伯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

“哪个告诉你的？”

“看！”伯伯手指向院墙外的那棵榆树。我早已瞧见，树上的嫩叶被无情地摘得干干净净，我接口道：“是啊，农民的生活确实辛苦……”

伯伯说：“我目之所及，口之所问，拨弄树叶岂仅是农夫的专利……”

我意欲避免与他谈论此事，于是转移话题道：“伯伯，您就别再过多干预这些了，只愿您内心安宁，问心无愧便好！”

他大声斥责我：一抬眼，映入眼帘的尽是光秃秃的树杈，我怎能安心？它们宛如悬在头顶的条子，似乎随时准备抽走我的筋骨！

年初解冻之际，伯伯便在院子里开垦出一块又一块荒地。待至初夏，地里已是一片蔬菜瓜果的生机盎然。此后，每当我造访，伯伯总会摘满一篮子新鲜蔬果相赠。我再也不敢在他面前自满夸口，若谢绝他的好意，他反而会生气。他总是肩背手提，不仅自给自足，还慷慨地送给邻里。我则诚恳地向伯伯坦白，每次带回家中的食物自己究竟食用了多少，又如何帮助了哪些人的燃眉之急，治愈了哪家哪家人的病症，这一切都如实告知。

伯伯高兴地拍手说：“有了您的这句话，伯伯才真正感受到自己依旧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还能发挥些许作用。”

彭德怀与侄女彭梅魁于吴家花园合影。

不久前，伯伯在劳作时不慎跌入一口废弃的枯井中，头部受创，一只胳膊折断，险些危及生命。我既心疼，又愤怒地对他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的菜了，我实在难以咽下，你也不要再做这些了！”我遂将伯伯房内及院中散乱摆放的农具抛掷至远处，同时也将屋内用于收集排泄物的破痰盂一并丢弃。

伯伯挂着受伤的胳膊叹道：“梅魁啊，你这可是要了我的老命啊！”乡民们唤我为“农科所的老头”，正是凭借这份虚名，我才敢悠闲地在此定居，才有颜面与他们相见啊！”

他捡起那被我丢弃的破旧的痰盂，高举过头顶，对着阳光仔细端详，随后松了一口气：“幸好，幸好，没碎。”转过头来，他对我露出一个嘿嘿的微笑，“我并非买不起化肥，而是刻意选用与普通百姓相同的肥料，这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农科所的老者啊！”

他笑，我哭。

伯父无奈地以辛勤劳作与书卷为伴，度日如年，总算在这纷扰尘世中找到了一丝心灵的慰藉。

▲1964年，彭德怀同志于吴家花园住所前合影留念（右侧为弟媳龙国英女士）。

三

1961年，当他阅读中央发布的那份涉及农村经济政策的文件时，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兴奋地感叹道：“我党英才辈出，非我彭德怀一人独具慧眼，敢言敢行。瞧，如今出台新文件，对农村政策作出调整，总算拨云见日，走上了正轨。”

自此，他不再抱怨，不再评说时事，仿佛真的沉浸于内心的宁静，全神贯注地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我心怀喜悦，为他的这份悠闲自得而感到欣慰。

不久后，我又察觉他在笔耕不辍，纸张堆积如山。据参谋秘书所述，这位长者近况不佳，夜间经常难以成眠，要么埋头于书写，要么在室内来回踱步，宛如机械般旋转。我拜访时，他凝视我许久，仿佛未能从沉思中回神，甚至在我开口前便挥手示意。终于，我趁他空闲之际询问：“你在撰写何物？”

他告诉我，他近期再添一重嫌疑：涉嫌与外国人交往，涉嫌策划颠覆活动。我最初以为，只要国家逐步繁荣昌盛，个人的些许委屈便微不足道，毕竟，生不追求功名，死不留下痕迹，又有何妨。然而，如今我意识到这样的心态无法继续。不求功名利禄，不留下名声，却留下了一股不公正的风气！人们为了打击他人，不惜安上莫须有的罪名，一旦这些罪名被推翻，便再安上新的罪名。这已不仅仅是毁灭我一个的问题，而是可能导致整个党派覆灭。一个不公正的党派是无法赢得人心的，终将有一天陷入混乱！他言辞激烈，终至吼叫。

他的话语让我震惊不已。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我不禁喃喃自语，身体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寒颤，泪水止不住地流淌出来。

“梅魁，你是否感到恐惧了？没错，当初我曾写下了一封...”（指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所撰致毛泽东主席的信件——编者注），就落得这个样，我胸中怒火难平，其后果更是难以预料。然而，我已深思熟虑，无论是否落笔，你的名声都将永远蒙尘，结局无非如此。”

伯伯见我大哭，坐下轻声说：“不久前，朱老总也曾劝诫我：‘彭德怀，你且闭嘴，我不信有人敢轻易对你下手。人间自有公理在，届时必有正义之士为你伸张正义！’老人家一片好心。然而，我内心深处却想，我的遭遇不应牵累他人，我的言语应由自己承担，无论前方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将独自面对。若只为求得个人的宁静与安逸，甘愿做一个任人欺凌的软骨头，当初何必投身革命，不如加入国民党，做个二十几岁的团长，也能享受荣华富贵。我之所以不惜生命追求公道，正是因为我相信人间应有正义。如今已至暮年，竟连对那些强加于身的污名都不敢辩驳，岂不是让人耻笑？”

伯伯见我仍哭，怒道：“梅魁，无人能阻我前行，若你心生畏惧，自可今后不再前来。甚至，你还可公开声明，与我断绝这叔侄之缘。”

我跳起来吼道：“伯伯，请您不要如此审视我。您似乎有一个顽疾，总自以为独占智慧与勇气，而视他人为无物。我之所以哭泣，实因他人对你的指责过于苛刻，以及我难以理解他们为何如此对你，实在是因你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太多的悲戚……”我放声痛哭，伯伯仰起头，我无法窥见他的神色，然而，我心中却清晰感知。每当心情沉重，他的眼中不见泪水，唯有心头的痛楚在无声地流淌。

▲吴家花园

四

自此，伯伯不再对我的阅读请求置之不理。恰逢几日闲暇，我便一字一句地研读完了那厚厚一摞材料。末了，我提出请求，“伯伯，能否将这些资料誊抄一份给我呢？”

“你要它干什么？”

“许多事情我竟一无所知，而你又从未向我们透露。我打算留下一份记录，以便将来能向我的弟妹及子女们讲述。”

“我有心向党倾诉，却不愿将你们卷入其中，以免你们遭受池鱼之殃。我曾言，我一人所行，一人承担。”他坚决不同意我的要求。

恰逢此时，我的胞弟彭启超自武汉远道而来。启超的容颜与性格颇似伯父，加之他正值青年，正值风华正茂之际，他风驰电掣般地踏入吴家花园，径直对着笑容可掬迎接他的伯父发起了一阵严词质询。“你为何会对党产生质疑，对毛主席有何不满？请你坦白！你以前是如何引导我们的？请详细道来！”

伯伯邀请他入内，他却婉拒，邀请他落座，他也置之不理，只是专注地倾听他的大声训斥。“老实交代！”

伯伯说：“我并非有所反抗，仅是提出了一些建议而已……”

“哼？直到此刻，你仍旧拒绝承认错误、拒不认罪、态度不端正！你不反省，中央怎能仅责问他人有异心，却独指你心怀叵测？”

面对侄儿，伯伯无法辩白，心中满是委屈，宛如孩童般无助，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别再流泪了，即便如此，你也得把事情解释明白！”

启超于1945年，即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辉煌胜利之际，随王震部队从湖南转赴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他考入空军学院深造。两年前，伯伯遭遇了变故，从空军部队转至武汉的一家肉食品加工厂，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

当年，启超在军旅生涯中不慎遗失了他人的手表，便向伯伯寻求赔偿。伯伯对此曾严厉指责：“你说，身为战士，你携带手表有何用途？这岂非是错误的观念！我看你分明是在撒谎，意图骗钱，你的钱财又是如何挥霍的？老实交代！”

年轻气盛的小伙子怒气冲冲地跳起身，与伯父面对面地争执：“既然你不愿意帮我赔偿损失，为何还冤枉我骗钱？我拒绝接受你的钱！”

伯伯怒了，欲动手，他逃跑中骂骂咧咧。“你执掌国防重任，我甘为一名普通士兵，此番我不再打扰。”

果然，他不回中南海家。如今，他与伯伯在吴家花园重逢，相隔数年，竟未有一句寒暄以慰藉彼此，反倒是直接迎来了一场激烈的责备。

后来我得知，弟弟因此事而伤害了伯伯，他气愤得几乎咬紧了牙关。叔叔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说道：“我感到非常欣慰，这个侄儿是一位优秀的党员，真正的硬汉！作为一名党员，怎能不信任党的文件，怎能不对我保持敬意呢？尽管他未曾踏入我的家门，未曾共享我的饭食，但我却觉得他与我愈发亲近。以前常听人提起，这位侄儿与我极为相似，但直到今日，我才真正领悟到这一点……”

近日，伯伯郑重地将他亲笔抄录的材料以及几本笔记本交到了我的手中，并严肃地说道：“这便赠予你们，现在妥善保存，日后细细品读。非为留下个人名声，亦非期望你们为我辩护，只是不愿让我的亲人长久地对我产生误解，这便是我为你们所做的一点解释……”

彭启超尚未细阅那份材料，便已恍然大悟。“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将他吊起，对他施以重拳，致使他痛不欲生，甚至用香火灼烧他的下体，强迫他交出伯伯藏匿在他处的所谓“反革命兵变计划”、“武器”与“钱财”。他们斥责道：“你既是彭德怀的侄儿，又专攻军事指挥，那么，彭德怀的一切反革命行动，你无疑是最早的共谋者和知晓者！”

启超在自认为他再活不出来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要向他老人家诚恳地道歉，是我误解了他，冤枉了他……直至此刻，我才深刻认识到，并非所有被指控为罪犯者，其罪责当真成立……你，请代我频繁探望他老人家，为我弥补那未能尽到的孝道……”

彭总致彭启超信

彭启超终归是重获新生。然而，当他的伯父获得平反并重返北京之际，兄弟姐妹们一时竟未能认出他。那时的他，已是弯腰驼背，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 —— 整理者注

五

未几，伯伯将材料交付于我，旋即便流露出了懊悔之意。“还请将它取回，我心中总觉此事不甚妥当。你们前方道路漫长，切勿让此物成为你们脚步的阻碍。”

我说：“放我这儿不都一样？”

他之后反复提及，我索性激他道：“你该不是对我有所顾虑吧？”他只得应道：“是是是，我再不追问了，但你务必多加小心！”

伯伯不久后投身于西南三线的建设之中，我在探望他之际，恰逢全国上下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如火如荼，乌云蔽日，连稚龄孩童亦能耳熟能详，知晓海瑞与彭德怀之间的关联，而批判的矛头直指他。伯伯在言谈间不待多时便涉及到了那些批判材料：“我自身已无所畏惧，忧虑的只是你带走的那些物品。”

为免了他的牵挂，我痛快地说：“早就已经烧毁了！”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材料保存得很好。我未曾向任何人透露，即便是我的爱人，我也未曾吐露半个字。这并非因为我对他缺乏信任，而是不愿让更多的人为它忧心忡忡。

[梅魁说这话时，她爱人张春一在一旁插言道：“自从打倒‘四人帮’以来，我还是首次看到这些材料，不禁汗颜满面。没想到，我这个看似柔弱的伴侣，竟有着一头牛犊般的胆量！”——整理者注]

六

当我察觉到伯伯对于这些材料可能引发的灾难深表忧虑时，我愈发感到它们的珍贵。不久，我便将它们带到了位于湘潭乌石的故乡。当然，我也向母亲说明了情况。那一晚，我们母女俩一起将一个腌菜坛子彻底清洗干净，并烤干，于坛底铺设了石灰，将材料层层包裹在油纸上，妥善安置其中。随后，我们在坛盖四周涂抹了蜡，将其深深埋藏于厨房的地底。

彭德怀将军的故居。1961年11月，彭总重返故里进行实地调研，于家中逗留了一个月有余，期间接待了2000余名来访的干部和群众，并在此期间撰写了四份详尽的调查报告。此处亦妥善保存了彭总于1962年致毛主席及党中央的超过八万字的亲笔信件，即后世所称的“八万言书”或“翻案书”的手稿，这些手稿均为珍贵的史料。

这主意出自我母亲。她提道，二十余载前，父亲悄无声息地从延安带回了一摞毛主席的著作。为了规避国民党的严密搜查，他便是借助这一方式来妥善保管。在抗日战争的初期阶段，梅魁的先父彭金华与叔父彭荣华曾赴延安探望他们的兄长彭德怀，不久后便返回了家乡。到了1940年，农历九月之初，这对兄弟不幸在同一天遭遇国民党的残酷杀害。——整理者附注

为确保能时常掌握这些资料的保存状况，并定期检查是否遭受水渍或虫蛀，我决定将孩子安置在年迈的母亲处。如此一来，我得以频繁回家，而不会引起旁人的猜疑。每当归来，我和母亲都会选择夜深人静的时刻，小心翼翼地将坛子取出，重新进行包装后重新埋藏。

彭德怀故居的西厨房灶台，正是彭总那篇著名的“八万言书”被秘密藏匿之地。

某日，我收到了一封家书，心情沉重，夜不能寐，仿佛身患重病。伴侣察觉到我在深夜依然翻看信件，担心家中出了事，便将信夺过来看。看完后，他愈发困惑，不解地问：“信上明明写着家中一切安好，孩子无恙，母亲的胸口痛症也缓解了，乡邻们对他们的态度也没有改变，甚至有人更加热情地关心照顾，你为何还如此忧心忡忡？”

他未曾察觉，我在信的尾声处提及，同住一室的堂弟近期与妻子关系紧张，争执不休，矛盾激化至无法调和，正面临着离婚的风波。上次我返乡时，母亲曾向我提起，她曾将此事告知我的那位堂弟。此因她忧虑自身的心口疼痛疾病，生怕某日无法呼吸，加之当时北京正值“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我已不止一次被批斗和审问，母亲担心我若遭遇不测，母女二人恐怕难以幸存，那坛中的资料岂不是要永埋尘土？经过深思熟虑，她最终决定将此事告知第三者，而这位堂弟无疑是最佳人选。他不仅是写材料人的亲侄，且与侄子同住一屋，性格忠厚可靠。

妈妈解释了缘由，我亦深以为然，她思虑周详，多加一人的确更为稳妥。“你看，这样做是不是破坏了它？”他坚决地回应：“你是在害怕吗？把它挖出来交给我，我会重新埋葬，就算杀我十次，我也绝不退缩！”当前令我焦虑的，并非担忧堂弟会反悔，而是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已向妻子透露了此事。我曾目睹过，当夫妻间矛盾激化，情绪失控时，他们往往会不顾一切，做出不计后果的行为！

“大姐，你真是太冒险了！”

夜深归家，母亲连声责备，似乎在指责我不顾生死。我焦急地追问：“东西是否完好无损？”那晚，我与母亲一同将那坛取出，将它安葬于屋后山坡，置于我父亲与叔父的墓畔。

随后，伯伯病情危重，专案组终于应允我前往医院探望。我得以向他告知：“物品安然无恙！……”伯伯瞪大了眼睛凝视着我，脸上露出了深深的欣慰之色。

七

1978年，黄克诚同志重返工作岗位之际，一个夏日，我特地前往301医院探望黄伯伯，并亲手将这包保存得极其完好的资料交到他手中。

不久，收到一封贵重信件。

克诚、梅魁同志：

今晨，克诚同志将他所托付于你，转交给我的彭德怀同志所撰写的若干手稿呈交于你。具体包括：五本32开大小的笔记本，一本22开笔记本，一封致中央的信件手稿，以及一份附有眉批的“庐山会议文件”。

我将珍贵文物上交中央。

这是给你的收条。

胡耀邦

1979年1月4日晨

这些手稿，便是后世所称的彭德怀“八万言书”这一重要文献。[于1982年三月，依托这批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料，《彭德怀自述》一书得以由人民出版社精心整理与编辑后正式出版。——编者注]

[整理者简介：丁隆炎，现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其作品丰富，包括《彭德怀在四川》、《彭总的最后岁月》、《悠悠故人情》等著作，以及电影剧本《布衣元帅》等]

彭德怀、张闻天受批判

他步履沉重，神色庄重地踏入胡耀邦的办公室，将珍藏了十七年的彭德怀亲笔手稿慎重地呈交于胡耀邦。《彭德怀自述》一书问世，随即创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回忆录销售的最高纪录。

黄克诚在重返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的职务后不久，不幸眼疾再度发作，不得不入住解放军总医院接受治疗。在此期间，一位来访者的到来，令他倍感激动。

这位来访者乃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在那些充满挑战的岁月里，她始终竭尽全力地照料彭德怀的起居。1962年，彭德怀在闲暇之余阅读了大量书籍，并做了详尽的笔记。此外，他还将自己于1958年12月返回湖南进行为期8天调查的所思所感，以及对当时某些问题的看法与忧虑，坦率地记录在案。然而，彭德怀深感这些问题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于是将这份长达数万字的手稿托付给彭梅魁，请她代为妥善保管。

彭梅魁深知此份资料的分量之重，遂小心翼翼地将其层层包裹于布中，亲自携带回乡，与母亲共同将其妥善安置于一个坛中，而后埋藏于灶台角落之下。

随后，在两位弟弟的协助下，她持续变换手稿的藏匿之所。至1969年，彭梅魁将它们安全地带回北京。此后，每当她探访被囚禁的彭德怀，彭德怀都会将暗中记录的笔记悄悄交给她，由她秘密带出。

彭梅魁在《人民日报》上瞥见了黄克诚复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的消息，顿时激动不已。她立刻将报纸递给丈夫张春一，双手拍打着报纸，兴奋地喊道：“黄叔叔，黄克诚叔叔！他现在成为了军委顾问！这下，伯伯的文稿终于可以问世了！”

▲黄克诚

彭梅魁与张春一番商议后，决定将彭德怀的手稿转交给黄克诚。她从床底缓缓拖出一个老旧的木箱，箱内堆满了各式破旧杂物。她小心翼翼地从箱中取出一个用泛黄报纸包裹的厚实纸包，轻轻摩挲着。这纸包里承载的不仅是彭德怀遗留在世间的物品，更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心迹！

1974年，彭梅魁闻悉彭德怀病情危急，遂呈报请求与他会面，以了却最后一面之愿。经批准，她的愿望得以实现。彭梅魁急匆匆地抵达解放军总医院。彭德怀那原本黯淡无光的双眸，忽然闪烁出一抹亮光，仿佛他一直在期盼着侄女的到来。他费劲地伸出手，紧紧握住她的手，言语间虽断断续续，却满含着深切叮嘱。“那些珍贵的书籍，我赠予了我的挚友黄克诚。他，是我最为信赖的知己……”他所提及的“那些书籍”，实则是指那些先前陆陆续续交付给彭梅魁的散乱手稿。

彭梅魁深铭彭德怀的遗教于怀，然而当时，黄克诚尚处于羁押与审查之中，她无法，亦无从寻觅他的踪迹。此后，黄克诚的消息也始终未得确切。她只得倾尽全力，妥善保存这份手稿，期盼有朝一日，能够将它完璧归赵，交付黄克诚之手。

经过多方询问，彭梅魁最终获知，黄克诚正在解放军总医院接受治疗。尽管她不清楚黄克诚所患何病，病情又如何严重，但她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把握这次机会。

踏入病房，彭梅魁宛如脱缰之马，直冲黄克诚的病榻，将脸颊紧紧贴在他的掌心，情绪激昂地呼唤：“黄叔叔，我是彭老总的侄女，梅魁。我终于找到了您！”话语间，热泪如泉涌，滚滚而下。

▲黄克诚

黄克诚震惊莫名。记忆中，他见过彭梅魁两三面，但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她还是个英姿飒爽的青年。此次她来，想必是为彭老总的事。黄克诚不禁一阵心酸，关切地说：“原来是梅魁，你怎么会来到这家医院？请坐起来，缓缓道来。”同时，他指向床边的座椅示意。

彭梅魁目光落在黄克诚的眼镜上，原本打算直言来意，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转而关切地询问：“您身体安康吗？”她心念一动，考虑到黄克诚虽已复出但年事已高，不禁疑问他是否还愿意为彭德怀的平反事业继续发声。岁月流转近二十载，他是否依旧保持着当年彭德怀的刚直不阿，作为挚友的品格？将手稿交给他，又是否能够确保安全呢？她往昔未曾深思此类琐事，然而此刻，种种疑问如潮水般涌现心头。

“您瞧，黄叔叔的右眼已失明，左眼视力亦是微乎其微。然而，此次白内障摘除术后，左眼的视力有所改善。就我的身体状况而言，总体上还算良好。在囚禁期间，我独立研发了一套按摩技巧，借此维护自身健康。依旧颇有效果。”黄克诚应声附和，同时他深知彭梅魁心中有重要之事待言，故而有意让她情绪平复。

“黄叔叔年事已高，还请您务必珍视身体。未来，国家仍有许多重任等待着您的贡献。”彭梅魁如此说道。

“回想起我的伯伯，我能够达到今天的成就，已然是心满意足了……”黄克诚感慨万千，情绪难以自抑，“1974年，我亦因疾患而入住解放军总医院，竟与你伯父同处一院，然而当时却浑然不觉。若知晓此事，我定会设法与他一晤。彭老总因癌病离世，我却毫不知情！消息封锁得多么严密啊！后来，我得知，你伯父在剧痛中难以忍受，竟将床榻上的被子咬得支离破碎。一代英豪，竟以如此凄惨之状离世！”尽管生死轮回乃自然之常，悲欢离合亦为人生常态，然而彭老总的离世，仍旧让人感到无比痛心。

彭梅魁闻言。心中不禁涌起对先前那一刻迟疑的惭愧。彭德怀竟将如此关键的手稿托付给了缺乏正义感的朋友？忠诚正直、品行高尚的黄克诚依旧如故！彭梅魁含泪诉说。“在伯伯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话语已变得异常艰难，他断断续续地叮嘱我，让我代替他探望黄叔叔您，并将他遗留下来的书籍转赠给您。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将这些书籍送给我的挚友黄克诚，他是我在世间的最可靠之人。’”她述说了与彭德怀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的彭总呀……”黄克诚听闻，泪如泉涌，纵横于脸颊。

今日我前来拜访，正是为了将伯伯遗留下来的手稿交付于您。彭梅魁一边说，一边从背着的书包中取出彭德怀的手稿，缓缓展开包裹手稿的报纸，逐渐揭示出那些略显泛黄、承载着珍贵历史的纸张。她双手捧着这份手稿，郑重其事地呈至黄克诚面前。

黄克诚接过那份手稿，轻轻抚弄着，嘴唇颤抖不已。那些与彭德怀并肩作战、共事的日夜，如同昨日重现，心头涌动的，是对彭德怀无尽的思念，如同潮水般激荡着他的心扉！斯人虽逝，但其精神长存！

▲1959年6月13日，黄克诚（位于右侧，第一位）热情迎接刚结束外访归国的彭德怀。

“梅魁，为伯伯整理这一包手稿，所经历的艰辛与困苦都是值得的。这是一部承载着深厚历史意义的著作啊！你们勇敢且有智谋，完成了一件非凡的大事。伯伯必定会深深感激你们，而历史，也将永远铭记你们的贡献！”黄克诚双手呈拱手状，小心翼翼地捧起那份手稿，不断向彭梅魁高高举起。

彭梅魁心中释然，好奇地询问：“黄叔叔，这些手稿是打算上交中央，还是由您亲自保管？”

黄克诚沉思片刻，郑重地说：“个人保存实属不易，且易受损毁，我认为还是将其上交党中央为佳。然而，目前党中央事务繁多，待他日寻得恰当之时，再行呈交。”

彭梅魁轻轻颔首：“那就照黄叔叔的安排行事。同时，这里附有我的一份申诉文件，详细记录了我伯伯临终前的遭遇，并提出了为他平反的诉求。”

黄克诚坚定地回应：“那就这样，你将材料留在我这里，我将交由秘书为我朗读。即便是你伯伯的手稿，我也必一一看过。尽管我的视力有限，但我会让他们逐字逐句地读给我听，绝不错过任何一个字。然而，你伯伯的平反事宜并非短期内可望解决，你必须保持耐心。”

“唉，若我伯伯在天之灵尚存，必定会对黄叔叔心怀感激……”彭梅魁话语间突然哽咽，再也难以继续。

黄克诚温柔地轻抚她的肩头，轻声安慰道：“梅魁，别再伤心了。”我伯伯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莫让青史尽成灰。”此刻，我们已然窥见了为你伯伯洗清历史污点的曙光……请放心返回，我须得先阅读这些文字，随后与你商讨应对之策。让我们保持联络。不出一二日，我便将出院，此后若有任何事宜，可随时至家中找我。”

黄克诚话音落下，复又叮嘱丛树品将南池子的住址抄录于纸上，交予彭梅魁。彭梅魁接过纸条，顿时如释重负，对黄克诚深施一礼，表达由衷的感激。

“你伯伯通晓英灵。”黄克诚道。“彭老总能拥有您这样的侄女，实乃不幸中的大幸！”

这一天，对彭梅魁与黄克诚而言，无疑是庄严而载入史册的。彭梅魁实现了伯父彭德怀的遗愿，将手稿郑重地交托于黄克诚手中；黄克诚接过这份手稿，仿佛肩负起了一项神圣而庄严的使命。

这份手稿收录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致毛泽东的信函、1962年撰写的“八万言书”，以及他在研读书籍、报纸、文件过程中所记录的笔记。字字珍贵。

黄克诚遂开始一字一句地研读彭德怀的手稿，然而他的视力状况实在堪忧，往往仅能阅读数页，便感到双眼干涩不堪。无奈之下，他请丛树品代为朗读，并再三叮嘱务必逐字逐句，不得遗漏任何内容。

于是，在医院的病榻上审阅了部分手稿之后，黄克诚便结束了住院，全家人随之搬迁至南池子的新居。在家中，黄克诚的首要之举便是继续研读彭德怀的手稿。他将手稿以及彭梅魁的信件等所有资料，交由丛树品逐一朗读，对于某些段落，他更是亲自反复研读。黄克诚愈发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份手稿的分量，下定决心要将彭梅魁所提供的情况向中央汇报。然而，这批手稿实在太过珍贵，当时递交尚非恰当时机。虑及可能出现意外，他决意将手稿另行誊写一份，同时拍照存档，以备不时之需。

当黄克诚与彭梅魁等人正忙于抄录彭德怀的手稿之际，中央迅速启动了对彭德怀的平反事宜，进度之快令人瞩目。1978年12月24日，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幕翌日，彭德怀的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亲自致以悼词，代表中共中央对彭德怀辉煌的一生进行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并为这位蒙受冤屈的共和国元勋公开恢复名誉，彻底平反昭雪。

黄克诚敏锐地察觉到，中央迅速为彭德怀平反的行动中，彰显出其拨乱反正的坚定决心。

黄克诚深知向中央呈递彭德怀手稿的时机已然成熟，遂即刻嘱咐彭梅魁进一步完善申述材料，并撰写一封致中央的信函。

▲胡耀邦

1979年1月4日，标志着中央纪委首次全体会议的召开。会议午休过后，黄克诚在丛树品的搀扶下，面容庄重地步入胡耀邦的办公室，手中紧握着一个装有物品的纸包。

胡耀邦疾步上前，搀扶他至沙发上落座，随即询问：“黄老，您不请自来，有何贵干？若有所需，尽管告知，我去您处便是。”

黄克诚将手中的纸包递至他面前：“这里有一件物品，交由你保管。”

胡耀邦接过那包裹，疑惑地发问：“这是何物？”他仔细翻看那包裹，带着一丝好奇：“瞧这外包装，竟然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报纸呢！”

“这是一份60年代的报纸。请您先打开阅读。”黄克诚语气庄重。

胡耀邦缓缓地、一页一页地揭去覆盖在上的旧报纸，最终揭开了报纸的包裹。一叠笔记本以及一叠泛着黄光的稿纸映入他的眼帘。他立刻辨认出了那字迹苍劲、力透纸背的风格。

胡耀邦惊喜地叫道：“这难道是彭老总的手迹？”随即，他急切地翻看起来。

胡耀邦审阅着彭德怀的文稿，情不自禁地击案赞叹：“见解深刻，论述精准！”

黄克诚长叹一声。“确实如此，彭老总在1960年四月便已著述了这些言论。”

胡耀邦轻轻摩挲着手稿，陷入沉思，眉头不自觉地微微蹙起。彭总离世之后，凡是带有他亲笔字迹的书籍与纸张，均未能幸免于被焚毁的命运。黄老，请问这些珍贵的手稿是如何得以保存下来的？您又是从何地搜寻到的呢？他疑惑地问。

“这位是彭老总的侄女彭梅魁，在母亲、弟弟以及丈夫的全力支持下，她历经艰险，坚守了十七载，这份坚持实属不易。”黄克诚讲述起秘密保存彭德怀手稿的历程，感慨地说：“彭梅魁同志仅要求我出具一张收条，而包裹中，还藏有她致中央的一封亲笔信。”

“好的，我立刻着手撰写收条！”胡耀邦言辞之间透露出坚定的决心。

胡耀邦落座于书桌之前，沉思片刻，随即提起笔来，字迹端正、认真细致地书写起来。待落笔完毕，他又仔细地审视了一番，这才将写就的收条递给了黄克诚。

克诚、梅魁同志：

今晨，克诚同志将彭德怀同志所托转交予我的手稿交付于你。共计五本32开大小的笔记本，一本22开笔记本，一封致中央的信件手稿，以及一份附有眉批的“庐山会议文件”。我谨将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献转交至中央。此信作为我收到的凭证。

胡耀邦

1979年1月4日下午

黄克诚将收条贴近眼前，仔细端详一番，随后庄重地伸出双手，递向胡耀邦。“耀邦同志，衷心感谢您！如有可能，我还想代表彭老总及其全家向您表达谢意！向党中央致以最深的感激之情！”

胡耀邦紧握着黄克诚的手，双手用力，眉头微皱，沉思片刻后缓缓开口。“黄老，关于彭老总的手稿，我们不应仅将其存入中央档案馆。我有一个提议，希望将其提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出版。您觉得这个想法可行吗？我们可以将书名定为《彭德怀自述》。

黄克诚闻言，喜出望外：“真是大喜过望！此举无疑彰显了党中央的果断魄力，既是对彭老总在天之灵的告慰，更是向全国人民昭示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坚定决心。实在是一件大好事！耀邦同志，这样的举措确实可行！”

胡耀邦果断地一掌拍在彭德怀的文稿之上：“甚好！那么，我们即刻向中央请示，以便出版《彭德怀自述》！”

在胡耀邦的鼎力支持下，各方积极组织力量，对彭德怀的这一系列手稿进行了细致的整理。1982年3月，以彭德怀的“八万言书”及其在囚禁期间撰写的交代材料为核心，经精心编纂的《彭德怀自述》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首批13万册新书一经送达全国各大新华书店，便在短短半个月内告罄。面对这一情况，人民出版社迅速作出决策，全日无休地加紧印刷，额外增印200万册。该书的销量刷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回忆录的最高销售记录，成为中国书市数十年间难得一见的奇观。